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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國智慧翻譯到西方——訪著名翻譯家許淵沖
發布者:kingworld 發布時間:2014-11-6 15:45:16 閱讀:2228

許淵沖 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先后畢業于西南聯大、巴黎大學。北京大學文學翻譯教授。出版著作近100種。英文著作有《中詩英韻探勝》《逝水年華》等,中文著作有《翻譯的藝術》《文學翻譯談》《追憶逝水年華》等,英譯作品有《詩經》《楚辭》《論語》《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等,法譯作品有《中國古詩詞三百首》《詩經選》《唐詩選》《宋詞選》等,漢譯作品有《一切為了愛情》《紅與黑》《包法利夫人》等。在《翻譯的藝術》中他提出了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以詩譯詩”的獨特才華使他成為全世界將中國詩詞譯成英法韻文的唯一專家。2010年,許淵沖獲得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他從小喝牛奶長大,有一股牛勁。7歲時,他仿佛預見到要等70歲才能出人頭地。那時他顯得高人一頭,欺負別人,結果挨了父親一頓打,從此不敢再翹尾巴。但只要尾巴沒割掉,總不免顯露出來,而且積壓越久,積蓄的力量越大。70歲時,他一口氣出版了幾十本書,但卻因為用了四字詞組而被人譏諷為“封建遺少”;因為把“含恨而死”譯成“魂歸離恨天”而被人說是“偷《紅樓夢》”;因為說“魂歸離恨天”比“死”更能傳情達意而被指責為“王婆賣瓜”;因為說指責者是“王婆罵街”而被罵為“惡霸作風”;因為支持創造性的翻譯而被指責為提倡亂譯的“千古罪人”……面對爭議,他卻更加自信,“書銷中外六十本,詩譯英法惟一人”。他就是“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得主、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提出者、惟一把中國歷代詩詞全面系統地譯成英法韻文的著名翻譯家許淵沖。許淵沖西南聯大的同學楊振寧說,他將中國文學史上的許多名詩譯成英文,盡力使譯出的詩句富有音韻美和節奏美,從本質上說,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好的事,但他并沒有打退堂鼓。許淵沖把最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最快樂的事情。這種快樂,上承春秋孔子之風,下自西南聯大時期的家國情懷,發乎內心,在為世界創造最美的藝術中得到了呈現。

近日,許淵沖忙里偷閑,在家中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記者進門前,90歲的他正在翻譯中國古典詩詞一千首。看來,翻譯確是許先生的賞心樂事。

偷譯經典結詩緣

我把翻譯作品現代化了,這一點學毛澤東,古為今用。翻譯要對現代人有好處。在西南聯大我遇到了兩個最重要的人,老師錢鐘書、同學楊振寧。幾萬人里就碰到他們,這是機緣。

記者:您的60多本著作基本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后開始出版,此前有過翻譯嗎?是什么時候播下了翻譯古典詩詞的種子?

許淵沖:我今年90歲,經歷了三個30年。頭30年是學生時代。30歲回國,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后因越南戰爭需要,調到解放軍外國語學院,這期間北京10年、張家口10年、洛陽10年。在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如果搞文學就會被批成是文學路線。所以文學翻譯是偷偷地在下面做的。但也有例外。1956年提倡百花齊放,其后四年我一年一本書。先是出版了17世紀英國詩人德萊頓的詩劇《一切為了愛情》,拍成電影叫《埃及艷后》;翻譯了毛澤東的詩詞,當時毛澤東詩詞只許公家翻譯,我的譯文不能正式出版;翻譯了羅曼•羅蘭的小說與秦兆陽的《農村散記》。四年四本書,都受到批判:《一切為了愛情》,題目就是宣揚愛情至上;翻譯毛澤東詩詞,說我有名利思想;羅曼•羅蘭的小說主張個人奮斗,不合時代潮流;《農村散記》寫農村很好,但秦兆陽后來被批判,我翻譯他的作品,自然又要挨批。

記者:選擇詩歌翻譯是極大挑戰;選擇中國古典詩詞翻譯,無疑是在攀登翻譯的珠穆朗瑪峰。您小時候也喜歡《水滸》《三國》《說唐》這樣的古典小說,后來為什么沒有走上小說翻譯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您是否也受到過非議、想過退縮?

許淵沖:最初我是怎么翻譯詩歌的?30歲以前求學,課余就譯了一個劇本。中間30年一直在教學,而且是教兩種文字,一天8小時,晚上再忙兩小時。“文革”期間邊挨批斗邊譯詩,翻譯長篇大論根本不可能。“文革”結束,毛澤東詩詞我全部翻譯了。這樣已經很不得了了。在翻譯中,得到一些訣竅,總結出一些理論,就希望更上一層樓。比如翻譯“不愛紅妝愛武裝”,剛開始譯成“To be battle-dressed and not rosy-gowned”,用“rosy”而非“red”,已經不錯了;但后來我進一步,譯成“To face the powder,not powder the face”。有人說我的翻譯勝過了原文,更加形象化。但當時敢說嗎?不說還要挨批,人家說是歪曲毛澤東思想。當時錢鐘書先生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說我的翻譯成就很高。錢先生作為毛詩的官方譯者,覺得我的成就很高,這很難得。

記者:要翻譯好古典詩詞,首先要對原作有深入、透徹的理解,這要下大功夫,也需要悟性。您對古典詩詞的把握非常到位,甚至超過了很多專門研究古典詩詞的專家。

許淵沖:這點我不行的。(大笑)不過我想,現代人要理解當時人,但也要想當時人在現在又會怎樣說。我把翻譯作品現代化了,這一點學毛澤東,古為今用。翻譯要對現代人有好處。

記者:在回憶錄《追憶逝水年華》中,您以濃墨重筆生動回憶了西南聯大時期的老師與同學。那段求學經歷對您后來從事翻譯有怎樣的影響?

許淵沖:在西南聯大我遇到了兩個最重要的人,老師錢鐘書、同學楊振寧。幾萬人里就碰到他們,這是機緣。楊振寧注意發現與眾不同的現象,他獲得諾貝爾獎就得益于此;錢先生能化平凡為神奇,更厲害。從他們身上能學到一點,一輩子都用不完。求善求美續古今我的翻譯理論源頭可以上溯至老子和孔子,尤其是孔子對我影響很大。翻譯是要把中國的智慧介紹到西方。我的翻譯理論就是要把中國深層結構翻譯出去。

記者:您在翻譯理論中提出“三美、三化、三之”,譯詩六論“一、依、異、易、藝、怡”等,翻譯本身都成了一種可以欣賞的藝術。

許淵沖:我的翻譯理論源頭可以上溯至老子和孔子,尤其是孔子對我影響很大。 “三美”是魯迅提出來的,他說文學有“意美、音美、形美”,我用在了翻譯上。但最早的理論源頭可以找到老子那里。老子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在翻譯中常常會遇到這個矛盾。比如傅雷提出譯文要盡量接近原文的結構。舉個例子,《高老頭》中,隨著高老頭的埋葬,拉斯蒂涅埋葬了他最后一滴同情的眼淚,他貪婪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旺多姆廣場的柱子和殘廢軍人院的穹頂之間,決心向社會挑戰。提到巴黎的殘廢軍人院,法國人都知道那是拿破侖墓所在,但中國人不知道。傅雷按照字面意思翻譯。但我認為巴爾扎克寫到此處重點想到的是拿破侖墓,拿破侖激起了拉斯蒂涅想要躋身巴黎上流社會的欲望。我根據深層意思,把殘廢軍人院翻譯成了拿破侖墓,不這樣整個意思出不來。我翻譯的原則是三之:“知之、好之、樂之”。譯文別人能否讀懂?是不是喜歡?能不能讓人感到樂趣?嚴格地說,翻譯成殘廢軍人院,并不能使人知之,更不要說好之、樂之。“三之”是翻譯的目的論,源自孔子說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如果翻譯能讓人感到樂趣,就達到目的了。中國文化最重要的一點是使人樂之。《論語》首句,“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中國人讀書也好、做人也好,重樂。生活是求幸福,這一點很高。西方是罪感文化,《圣經》說,上帝有智慧之果,人吃了就犯罪。人到世界上來,有了知識,就有罪了。翻譯是要把中國的智慧介紹到西方。如果翻譯得不好,只有表層結構,沒有深層結構,就很難達到目的。我的翻譯理論就是要把中國深層結構翻譯出去。

記者:您的翻譯深受錢鐘書先生影響,但也有很大矛盾。

許淵沖:錢先生重真,我重美,我們有很多這方面的矛盾。錢先生參與翻譯毛澤東詩詞,不求有功,只求無過。但我了解錢先生,他這樣說,這樣做,是因為當時的翻譯是政治任務,只能直譯。當時有人要將“紙老虎”翻譯成稻草人,外國人更容易理解,但不行,一定要直譯成紙老虎。受環境影響,他不能求真,不敢求美。所以他承認自己的翻譯失敗。實際做起來,錢先生卻是表面求真,有美在其中,他的本意和我是一致的。

記者:“一、依、異、易、藝、怡”幾個字該如何理解?

許淵沖:“一”是譯文應該在字句、篇章、文化的層次上和原文統一;“依”是譯文只能以原文字句為依據;“異”是原文可以創新立異。這三論是翻譯的方法論。翻譯古典詩詞,很難做到“一”,有時候也無法“依”,這時候只能“異”,去創新立異。如《詩經•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依依”、“霏霏”怎么翻譯?中文都說不清楚。這時就要用創造的辦法。我把“楊柳依依”譯成流下眼淚,依依不舍,將“雨雪霏霏”譯成雪壓彎了樹的腰肢,就像罪惡的戰爭壓彎了人。這需要用想象力,但我不是憑空想象,而是從詩意里邊來的。其他人可以和我不同,但如果簡單地翻譯成雪下得很大就不好。 “易”是翻譯要換易語言形式;“意”是翻譯要傳情達意,包括言內之情、言外之意;“藝”是指文學翻譯是藝術,不是科學。這是翻譯的認識論。現在西方把翻譯當科學,國內也有不少人持這種觀點,和我的爭論就集中在此。從世界范圍講,翻譯大致有對等和優化兩種。西方看重前者,因為英文、法文、德文之間有90%可以對等。因此翻譯在西方地位并不高。但中文和西方文字只有40%到50%可以對等。中西詩歌的差距就更大了。朱光潛先生在《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一文中說:“總觀全體,西詩以直率勝,中詩以委婉勝,西詩以深刻勝,中詩以微妙勝;西詩以鋪陳勝,中詩以簡雋勝。”這種情況下,要談對等原則就不可能翻譯。西方有個作家說,詩歌是最好的文字放在最好的地方,“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我的翻譯,就是爭取在最好的地方找到那個最好的文字,將翻譯上升為創造與藝術。

“怡”是文學翻譯要能怡悅性情,使人好之、樂之。這是翻譯的目的論。我的翻譯理論,可以總結為兩個字,優化或者創譯,把翻譯提高到和創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其實這也不是我說的,郭沫若就曾說過,文學翻譯與創作無異,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甚至超過創作,因此文學翻譯須寓有創作精神。總結這些理論,靠一兩部翻譯作品不一定站得住,這是量的問題,不是質的問題。沒有一個人可以完全實踐這些理論。比如原作使人樂之,翻譯可以使人樂之;原作不能使人樂之,翻譯又怎樣使人樂之?這個問題太大。我的研究生曾問我,您這首詩并不能使人樂之啊?我說,原文也不可能每一句都使人樂之啊。而且有這種翻譯思想,實踐中也不都是得心應手,很多時候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譯學敢為天下先能解決中英或中西互譯實踐問題的理論,才是目前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譯論。我敢說中國的翻譯已經達到世界一流了。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譯學方面,也應該改變中國不如外國的心理。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是成立的。

記者:您提出了“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為什么敢于提出這樣的概念?它的未來會怎樣?

許淵沖:這不是提不提的問題,而是現實存在。中國是世界上出版翻譯書最多的國家。中國有不少中譯外、外譯中,這個國外很少見,世界上沒有一個外國人出版過中英互譯的作品。這說明中國的翻譯高于外國。理論來自實踐,沒有中英互譯的實踐,不可能解決中英互譯的理論問題。因此,能解決中英或中西互譯實踐問題的理論,才是目前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譯論。很多人說中國不如西方,翻譯也要用西方理論。實際上西方翻譯理論達不到我們的高度。現在北京大學要辦世界一流大學,但先要了解什么科目已經達到世界一流。我敢說中國的翻譯已經達到世界一流了。從美國回來一個博士,就成了專家;我們搞這么多年的,反而不知道。這是官本位和學術本位的矛盾。楊振寧說,他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中國人改變了不如人的心理。楊振寧是科學家,他得到諾貝爾物理獎開始改變了中國人的自卑感。我覺得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譯學方面,也應該改變中國不如外國的心理。中國的翻譯理論繼承了古代老子、孔子的思想,發揚了近代嚴復、魯迅、林語堂、郭沫若、傅雷、錢鐘書等人的學說,古今中外,把好的東西都吸收進來,所以說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理論是成立的。中國人的好處,是謙虛,“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謙虛固然重要,但光有這一點不行,也要讓人知道。有人認為我是集翻譯的大成,從某方面講,前人的成果我都吸收了一點,不能說是大成,算小成吧。如果我60歲死了,后來就什么都沒有了,也不會有人知道。中國學派的文學翻譯將來一定會有直譯和創譯兩種發展,因為總是會有人喜歡直譯。為什么?容易,也有理論支持。但西方翻譯理論沒有什么新內容,有時加入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等,把政治擺上來,和翻譯本身關系不大。這些主義,和中國的優化論、創譯論差距很遠。郭沫若把翻譯提高到創作地位,做到這個多難?但還是要有人去做。

譯海無涯樂做舟

美國共和黨議員看了《江雪》后,非常欣賞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與眾不同和獨立精神,本來反對醫改,后來改投了贊成票。幸虧有了翻譯,生活才有了依靠、有了意義,我樂此不倦。

記者:國外學者、讀者喜歡中國詩歌嗎?他們如何看待中國詩歌?

許淵沖:喜歡的不太多。外國喜歡詩歌的人就不多,對中國詩關注得更少。但有非常喜歡的。我和兒子許明一起翻譯了《千家詩》,許明把其中的《江雪》寄給了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一個共和黨議員。當時美國兩院正在討論醫改問題,民主黨支持,共和黨反對,票數相差不多。那個共和黨議員看了《江雪》后,非常欣賞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與眾不同和獨立精神,本來反對醫改,后來改投了贊成票。這個贊成票很重要。奧巴馬知道后很高興,還給許明寄了信件和照片,說許明是他的“廚房內閣成員”。有人說我翻譯的詩在英美詩中也是高峰,評價很高。我覺得人有一兩個知音足矣。現在斯坦福大學已經用我的翻譯作品做教材。最近法國又出了我翻譯的《最偉大的中國古典詩詞》,這個名字是他們取的,銷路很好,馬上要出第二版。也有法國人翻譯中國古典詩詞,但不押韻。我的全部押韻,做到這一點很難,肯花這種功夫的人不多了。但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方向。

記者:中國詩歌翻譯還有多遠的路要走?一種比較理想的傳播狀態是什么?

許淵沖:傳播不是我們決定的,和中國崛起有關。經濟實力越強,文化就會向外傳播得更廣。

記者:中西互譯,全國做得好的也就屈指可數的幾個人。詩譯英法是一項孤獨的事業嗎?您覺得這項事業迷人之處何在?

許淵沖:你剛才的提問中說我把翻譯理論變成了藝術,總結得很好。翻譯本身可以很好玩。說實話,讀書為了什么?為了趣味,為了美和幸福。幸虧有了翻譯,生活才有了依靠、有了意義,我樂此不倦。人生能使人樂最好,不能使人樂,至少要自得其樂。在翻譯中碰到好的句子,或是對前人有一點超越,就會很得意。翻譯《高老頭》時,我看到傅雷的譯文里有一句:晴雨表里邊走出一個教士來。但晴雨表里怎么走出教士呢?后來對照原文發現,晴雨表很可能應該是窗外覆蓋的遮陽避雨的棚子,在法文中,這兩個單詞只差一個字母。我想有可能是巴爾扎克寫錯了,或者是原文印刷錯誤。因此我的翻譯和原文不一致,但爭取和原文后面的現實一致。在這一點上,我認為超越了傅雷。同時發現巴爾扎克小說中的一個錯誤,就像找到一顆行星一樣,也是一種樂趣。楊振寧說,他多少年才有一個靈感,而我時時刻刻都有。我容易找啊,一個地方超越前人,就可以是一個靈感,樂趣不會少的。而且一直可以有。不管別人是否反對,自得其樂就好。前不久我剛翻譯完《高老頭》,最近外文社又約我翻譯古典詩詞一千首,你來時正在做。如果不翻譯,就覺得白過了一天。生活著,總得有點成果對得起人。我們這代人從日本人的侵略與壓迫中過來,我逃難逃到昆明,念大學、出國留學都是國家出錢,現在有點成績,要做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的事,使國家在世界上站得起來。中國人不比外國人差,甚至有些地方超過外國人。這本身也是一樂。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得到知識,并把知識付諸實踐,是一種樂趣。這句話總結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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